第411章 经济问题(━)

不得不说,这个方法在现有理论上是成立的,不过在具体实施方法上,还是没有逃出‘计划经济’体制的限制思维，至少从方叶的观点看，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抑制通胀的问题，但无法解决长期通胀问题。

—个非常简单的经济逻辑，现下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现有体制下，对于所有资源进行了过程的管控，这确实在宏观战略上保障了国家的建设，但是在经济循环上就陷入了矛盾，既要国家战略能完全实施达到目标，又要解决经济上的通胀问题，这根本不现实。

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,唯有一个办法，国家的经济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调整，国家加大物质生产的同时，减少流通阻碍,市场就是市场,不要人为去限定城市或农村。

至少在方叶看来，凭什么城市里人拿着票就能买自行车，农村人就不许?同样是经济循环，采用‘一般性市场经济’的同安县就没有通胀的问题，而为什么没有出现?原因就是这里并不限制。

只要你有钱，只要你愿意花钱,那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同安县的老百姓是富了，于是他们开始建房，这养活了一大批砖窑厂和制瓦厂及泥瓦匠、木匠、工人这种农村百业从业者，而这些从业者有了钱，同样建房买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等。

至于那些厂子，他们有了钱，又开始投入大笔资金，增加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，比如同安县的砖窑厂和制瓦厂，就有人开始投入机器生产,新型的制砖机一台就要好几千，加上工人工资、煤等材料的购买,现金流就打通了，这样搞即便国家建设导致通胀,那也是有计划或可控的。

然而现下的体制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采取的却不是这种政策,国家考虑的是发展不能停，但可以对重工业进行调整,减少一部分过剩产能，但同时又要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产能，而为了节约开支，国家又要‘精兵简政’。

如何‘精兵简政’呢?国家要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，国有企业要将一到两千万工人赶回农村，城市里也要赶一部分去农村(如知青下放等)，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货币回笼，甚至将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放开到市场上去销售。

这就是一个十分矛盾‘既要又要’前后矛盾的应对方式，明明是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，最后却是用加大分配的方式来解决，这就好比一个病情加重之人，医生不是对症下药，而是用人参鸡汤来给他吊命。

人参鸡汤是大补，吃的确实有用，但也只能收到一时之效，真正解决的办法，还是宏观决策，市场调控，然而在现下的体制下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体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，而这个体制涉及的就是分配的问题。

资源向城市倾斜，能不能解决城市里的供需问题?当然能。可是农村呢?广大农村要怎么办?农村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消费需求,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了吗?事实上，无论是之前的少其采用的政策，还是陈芸后来给出的有效应对政策，农民基本都没有被考虑在列。

农民在这场政策调控之中，成为了工具人，仿佛农民只需要种粮、交粮，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，而这一切自然不是陈芸造成的。

事实上，自1956年反冒进后，陈芸其实就被放到了一旁，坐起了冷板凳,原因是他的那套经济指导思想与主席不同。

主席主张的是‘全面掌控、快速发展’，而陈芸主张的是‘全面掌控、合理发展’，陈芸认为不该贪多贪快,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调配,这是一个务实的思想，但主席不接受。

当然,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，国家如果不能快速的发展，怎么来应对苏美两国的挑战?这是生与死的问题,从全局的高度出现，这么做必然要做出一些牺牲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是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现实的冲突。

一直到了1961年,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，大家找不到好办法了，于是少其将陈芸请了出来，随即陈芸提出了一系列就时下体制来说正确的处置建议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主席面对国内的实际情况，也便接受了他的那些建议。

也正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,产生了争论的原因，这才有了主席前往同安县考察，他想看看搞了方叶那套‘一般性市场经济’的同安县究竟是个什么样。

很显然，同安县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,这给了主席极大的震撼，以至于他在同安县待了整整五天，详细的对整个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。

如果将一个国家比成现在的同安县，那么这里实行的是与全国不同的经济政策，相当于一个‘经济孤岛’，但仅仅八年的时间,这个县城就已经从过去较为落后贫穷，变成了全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工业发展双第一的全国第一县。

同安县现有计划经济，但只在宏观层面,而在市场层面，县委县政府只作整体规划，其余交给市场调节,政府的工作也变得相对简单了起来，只需要做好政策支持和引导工作，这套放弃了‘全面掌控’，甚至连老百姓锅碗瓢盆生产都要管的模式之后，不仅物质没有短缺，反而生产量增长了起来。

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加简单，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人生产，比如同安县的新小区某户家庭,因为冬季生煤没有处理好煤烟，导致中毒死了人，接着市场上就出现了新式的排烟管，然后又有人有了新点子，搞了作坊，从华昌的电机工厂批回了电机，回来制造排气扇。

先不管这个市场有多大，但养活一家作坊的问题不大，又比如,过去大家都用扬掀扬稻子，要不么风箱手摇，又有人点子一动，给风箱上加了电机、轴承和齿轮,硬生生将过去人力改成了电动，改造的费用其实并不低,但富起来的农民有了钱，还真有人愿意整。

原说这种属于新中国最原始的农民创新的话，那么这种创新在同安县有很多，各行各行有点子的就搞,搞出来就卖，而这带动的不仅是一个县的发展，还为国家消耗了过剩的钢铁产能，对就是钢铁生产过剩。

1961年全国钢铁生产三千八百多万吨,这么多的钢铁根本用不完，哪怕向朝鲜等国出口、援助了一部分，还是用不玩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国家的决策是减少钢铁生产，但方叶却不是这样看。

在方叶看来,这点钢铁哪里够用，国家需要大量的轴承、汽车、自行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，需要更多的农机，其实不是钢铁过剩，而是钢铁的应用市场没有做起来,而为什么没有做起来，因为当下计划体制下，各种限制，使得想买的买不到，想卖的卖不掉。

这才有了去年方叶向国家建议，加大汽车生产的原因，要知道1961年,全国也只有三十多万辆汽车，对于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，这点子汽车能干啥用?每年产出的石油和钢铁都用不完,这在方叶看来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

事实上是，就目前这点产量，根本就不够全国七亿人用,在广大的农村地区,老百姓一把锄头用了一年又一年,镰刀、锄头实在没法用了,便两把并一把回炉重造,老百姓其实对于钢铁的需求巨大。

要知道全国六亿多农民,其中适用于劳动的接近四亿(七八岁就要下田干活)，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要更换，一人一把新链刀，一把镰刀用铁三百克，就需要三万吨钢铁，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钢铁用量。

如果说这个还不足以用光这点钢铁,那自行车、拖拉机这些钢铁用量不会少吧，可历史上从1960年到1979年，整整19年间，全国自行车产量只有7902万辆，为啥会这样?不是国家钢铁不够用，也不是生产不出来,而是政策限制。

老百姓长期收入提升不上来，只能压低需求，而另一个原因是,政策上采用指标生产和消费票证制度，想买的就算有钱那也没用，你得先有票。

而就新中国工业发展来看，两个五年计划之后，中国的基础工业就已经有了，这时候应当发展一般民用品工业，逐步解禁教条式的计划经济，但是这种方式却一直持续着，直到后来改革开放。

现在方叶来到了这个时空，但国家正处在前期发展之中，当前这种体制还不能结束，这也是造成了当下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通胀的原因。

国家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，比如个体户目前在全国已经基本解禁，市场确实慢慢活跃了起来，那怕在那些思想依旧比较‘左’的地区,面对这种不可逆的国家政策，人们也都在适应这种新变化。

不过，这个解禁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,1960年全国开始解禁个体户,到了1961年,由于体制原因,历史上农民自由市场造成的30亿元资金停滞，变成了50亿元,这无疑加大了国家的通货膨胀,所以它不仅没有随着新政策落地变好，反而变坏了，而这一点，也是方叶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全国各地城郊也好，乡村也罢，一部分老百姓因为城市供应不足，个体经营市场的发展，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多，但他们没有同安县那种自由市场的条件,这使得积压在手中的钱花不掉,因此当方叶接到国家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通报后，不由得张大了嘴巴，他――真的懵了。

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方叶深感愧疚，他觉得自己不仅没有给国家解决问题，反而加大了国家的困难，于是在忙完了工作之后，便起程前往北京,他要与总理和陈副总理好好谈谈自己的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