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3章 建设时代（(二)

然而，一个现实情况是，这种收割,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现越来越割不动了，全国工人阶级四千多万，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支出也不低,过去国家从他们身上搂钱过来发展，这使得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没多少钱可以消费，社会主要消费市场很快饱和，各种工业品卖不出去。

至于广大农民身上，那就更割不动了，农业等主要产出国家割了十几年,义务工也割了十几年，部分地区的贫穷农民变成了赤贫,一家人穿一条裤子，除了一条破命外,也没啥可割的。

光发展不分配,或者有限分配、不合理的分配，造成了国家发展出现了问题,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工业,全国各类国有、公私合营工厂已经有29万家,全国具备一般工业品消费的人群约两亿,但平均一家工厂的产出,所销售人群不足七百人，想想有多可怕。

几年前,全国工厂还只有24万家时,方叶将计算器一按，然后递给了总理，当时将总理都给震住了。

虽说这种平均算法极不客观,但是也可窥见一斑，也就是说制造工厂太多，而销售市场太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是要建更多的工厂，而是要看工厂的全国分布合理性，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工商业品的丰富程度。

由此,方叶指出全国工业升级已经是不得不做的工作，而且发展第三产业也迫在眉睫,若将工人就业主力都放到了第二产业上，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制造那么多东西给谁用是一个大问题。

因此过去的八年间，粮食的收购价格已经提高了三次，工人的工资水平,每年都以2%至10%在增长,过去工业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提到了国家的高度,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举措，一直到1969年,全国的主力消费人群增加了一个亿,达到了三亿人。

而全国剩下的五亿人中，约两亿多人也有了基础的工业品消费能力,起码布料、毛线、锅碗瓢盆等,这些—般工业品也能买得起了，几年调整下来,特别是单干以后,农民的收入相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全国六亿多农民都跟着受惠。

工业商品卖得多了，服务也得跟上,这其中商品与服务是延伸关系,过去将服务简单的理解为售后，实际远不止这些，社会的服务包含各个方面,有产品售后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家教、外卖、装修、家电维修、住宿、文娱、物流等等，能够提供和拓展多样化的行业服务种类。

比如产品服务除了售后外，还有基础维修、服务多样化、升级服务等，就像你家买了收音机、电视机，要搞个东西盖一下吧,各式各样的布帘不就来了嘛,这就是多样化服务。这些服务能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，还促进了社会整体的便利、和谐与幸福程度。

过去计划经济的思路里,这些知识根本不存在,对工业、经济、市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认识也比较单一，甚至于在现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，说发展市场那都是不正确，不符合政治的,比如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，国家必须掌握一切资源和社会生产活动及分配权。

国家让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，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，国家发给什么，人民就用什么，任何个人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权力，在这种模式下,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都单一，社会资源利用不合理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
现在对于这一切总理都是无比清楚的,包括现下供销社所汇报的情况由来，因此他对杜主任说道:“逢民同志啊,工商品的价格适当的下降对于全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,不能因为供销社短期内受到了一些损失就认为这是投机倒把,那些个体商人也没有囤货居奇、哄抬价格不是。”

杜逢民说道:“可是这么一搞,供销社的生意还怎么做?那些个体商，一个人一个门面，就能做生意,而我们供销社和国营商店要养那么多人,要发工资,要吃饭,若继续这样下去,职工的工资怕都要发不出来了。”

自1962年全国供销批发公司成立以来,供销社上下那是真的过上了好日子，1968年的巅峰时期，全年总经营额150多亿，占全国gdp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利润二十多亿元，—举超过华昌集团，成为全国排名前五的超级利润企业。

其职工待遇更是好的出奇，各级干部子女、关系户，那是扎破脑袋都要进去，而去年利润一下子跌了好几个亿，并且这一情况还在持续恶化,以至于年终时福利都少了，上下因此抱怨声极大,这让谁能受得了。

总理听着对方的不满,问道:“就你们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办?”杜逢民回道:“不能再让个体商人这么将市场破坏下去了，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以前的体制中去,供销社依旧负责向个体商批发，价格必须统一，不许破坏国家销售价格体系。”

总理说道:“这是你的意见，还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?”“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。”杜逢民说道:“去年一年就损失了近四个亿的利润,国家损失巨大啊，若不加以改变，今年国家的损失可能还会更大，两年下来，国家得损失七八个亿，甚至更多。”

总理听此,笑着问道:“逢民同志觉得这是一个经济问题,还是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?”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。”杜逢民回道:“根据1963年3月，国务院颁布的《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》,现下的这种行为严重的侵占了国家利益。”

“而1968年,对过去的这一‘暂行规定’进行了大幅修订,使得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行径越来越猖獗,所以我们向国家建议，恢复1963年的规定，严格打击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活动,保障国家利益。”

1963年的规定中，个体私商是不能进行转手批发、长途贩运的,经营活动仅限市或县内,也就说市县、县县之间都属于长途贩运抓到了就是罪。

但这里也有一个特例,同安示范市不在管控范围内,条例中是确载明不含特许经营地区，也就是同安示范市有特许经营权。全国各地的个体批发商,只要是获准从同安批发出去的商品,就可以长途贩运和销售,这也是过去同安小商品批发市场经常为了货品打架斗殴的原因。

听到杜同志如此说，总理收敛起了笑容，问道:“杜主任是怎么看待,国家允许个体商人获准从国有工厂从事订单批发经营活动的?”这一问，将杜逢民给问住了,他好一番思索后,才说道:“国家这么做是为了促进商品在全国的流通,带动国有工厂的业务增长，工商业品价格的下降也有利于老百姓,总体对国家是有利的。”

总理笑了笑说道:“你这个看法还算正确，但不全面。”说完，总理向他详细的解释了起来，一番讲述之后，杜逢民这才幌然大悟,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，新经济政策的进—步推行是一方面，解放市场是一方面,推动国有、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又是一方面,还有更多的方面。

最后总理也很直接的说道:“供销社获得全国商品对个体商户的批发机制,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机制,而是一个现阶段的权宜之计，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，是站在了全局的高度进行的考虑,这个调整开始前,中央就已经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形。”

“那中央的指示是?”杜主任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
总理很干脆的说道:“机会给了你们供销社，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，如果你们能在这场竞争中，占据一席之地,那么中央也很高兴,如果不能,那就要回到以前,供销社继续只负责三农问题，至于其它经营方面,则全面退出,将其交给市场。”

杜逢民张了张嘴,他被总理的一番话给震住了,让供销社批发公司去参与市场竞争，我的天,国有单位现在混到了要与个体商抢饭吃，国家单位的身份何在?脸面何存?明明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事，为啥要这么干，实在是太不公平、太残酷了，这可怎么办!?

他原本的想法是通过向总理汇报(告状),将新的政策扭转回来,而国家只需要一个指令，全国那些私商通通都得凉凉,到时供销社就能回到过去,继续把控全国民用工商业品批发,继续搞垄断吃独食，可现在总理根本不同意,反而告诉他，是生是死全凭自己。

当初,方叶向中央建议,利用供销社搞批发时，就已经说得很明白，它是国家现有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
以过去国家的资源,如果向全国猛然开放,必然会造成市场混乱,到时个体商人囤居齐货、哄抬物价的问题必然发生，显然在新经济政策本身在党内就有质疑的情况下，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,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抵制，因此才采用了这种保守的策略。

过去这几年,供销社对于平抑国家物价、促进社会工商业品流通方面，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这是没得说的,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,也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。

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经营吃独食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,福利是一年比一年好，导致对于‘三农’问题都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，毕竟同一个体制内,搞三农的上山下乡、风吹日晒,没啥利益可赚，但是批发公司却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内部谁心里也不平衡。

纷纷扰扰,闹了几回,最后供销社内部雨露均沾,大家的福利待遇都增加了，当然批发公司的人福利还是要多一些。

这也导致供销社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营利性组织,它过去的职能开始退化,讲求追求利润，内部走门路、托关系成风，从过去一个普通的中央部门，一下子变成了许多人都盯着的香钟续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国家单位，不是说不能有经营活动,而是主次要分明，供销社是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单位，负责国家‘三农’政策的宣传，其次是农资、农副产品的调配和经营,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,现在好了，变成经营性‘集团’了，这还得了。

不过,现在总理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毕竟一个批发公司一年给国家创收二十多亿人民币,有力的支撑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，这块肥要是直接割了,还是很不舍得的,而且还有一个问题,这么多钱让个体商赚去了，心里多少觉得哪里不痛快,这其实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问题。

革命者干了一辈子革命，结果革到现在,国家的利益开始向私人分配,这不是在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么,虽说大的方向都已经明了，国家迟早要走出这一步，但真到做的时候,还是做不到彻底的放开对私人资本的偏见，但不管怎么说,现在能允许私人建厂，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。

要知道,迈出这一步，中央上层是做出了多少的思想斗争，所谓党内无派,千奇百怪,不是上面说这样搞，就一呼百应，反对者从来都不缺少，也不是说反对的就都是‘反面’是‘坏人’，只是各自站的高层和角度不同，对于政策的看法自然也就不同。

就比如新经济政策,从1964年颁布,到了1969年才正式成为国家新政策,过去的几年里，反对者有之，支持者有之，不理解的也有之，从认识到理解需要一个过程。

而新经济政策,它所涉及或者说触及的改革方面其实并不多，计划经济体制依旧，说到底其没有达到捷克新经济政策的高度,甚至也达不到1968年苏联‘新经济体制’改革的水平，然而好处就在于，1968年苏联的这个改革提出来后,使得中国国内的争论基本平息了。

过去南斯拉夫被认为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,而捷克搞改变体制的新经济政策,结果被苏联一巴掌拍到地上，但是苏联自己也搞了，中国国内的反对者也就再也没啥话说了，这对于党内的争论平息确实是一件好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