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1章 会议（一）九千字

“比如，某公社有三百户家庭，户均年节余200元，一台拖拉机大约一千元，每户家庭支出三元多，但一台肯定是不够的,按每公社有三个生产大队算,就需要三台,每户支出近十元，假设某农户家庭有五口人，人均年收入40元，其中2元用于公社买拖拉机，也就是20:1，这个支出是比较大的。”

“所以你的建议是先在国有农场中推行农业现代化?”总理问道。

方叶点了点头:“大型国有农场用农机是合适的,一方面减少了工人，另一方面提高了种植效率，而且其与公社不同，农场对应的是国家,不会将影响直接施加到农民个体身上。”

“当然。”方叶继续说道:“农场的农业现代化支出也是需要有回报的,他们采买多少农机,应当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关系，国家可以有政策向国有农场推广农机,但他们需要计算好回报,哪怕是国家出的钱，也要算好回报年限,什么时候能将投出的钱收回来。”

要知道一台拖拉机就上千元,那些联合收割机更贵，一台好几万,以稻谷为例，1962年提高收购价格后才0.196元一斤，一台收割机就是几十万斤稻谷，十台收割机,那就是几百万斤粮，实在特么太贵了。

总理点了点头，问道:“那边是怎么做的?”方叶说道:“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但有两点是肯定的，首先国家会有农机专项补贴，其次无论是国有农场还是个人或种植户在购买农机时,都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,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当然他们向银行贷款也行，总之是按市场经济的处理方式来进行。”

陈副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,如果采用政策直接推行，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干扰。”

方叶答道:“是的。国家没有钱,国家的每一分钱来自于人民的税收，如果不能回报,那么经济链条就等于断了，货币流通就会出问题,而后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水利等全部跟着出问题。”

这是一个基本的货币流通逻辑,方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国家政策要求各地搞农业现代化,但这些钱不是平白来的,而是需要国有农场或公社出钱来购买。

这其中,国有农场相当于人民共有财产，他们的钱也是人民的,而他们若拿着钱，只顾国家政策不顾经济效益的话，那么农机买得越多，老百姓承担的自然也就越多，他们花的钱事实上将平摊到了每一个国民身上。

而公社则直接向农民收取费用，依旧采用平摊的方式,也即农民身上本就没什么钱,现在农机支出需要出钱、税收需要出钱、国有农场的农机最终还是摊到了他们身上，这样一来，过去加的那点粮食价格,能起到多少作用,农民究竟获得了多少利益,这需要详细的计算。

一个农民，一个月最少支出两三元，一年最低支出也需要三十元左右(城市工人每人每月大约10到12元),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生病支出,若家中有一人生病,以一个五口之家，年二百元的总收入，能节余了三五十块那都谢天谢地了，如此收入，还如何消费?如何买拖拉机?

方叶最后说道:“所以就个人看法,现在的问题,是需要继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。目前工人是主要消费群体,但农民的基数旁大,他们虽然购买不起大宗重工业商品,但是轻工业品还是有着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。”

“肥皂、毛巾、头绳、发卡、水杯、铁锅、镰刀、纽扣、针头线脑、布料、围巾、手套，一般药品等,这些农民不可缺少之物的数量供应根本就不足,现在国家调整之后，生产陆续上来了，但相对应的农民的收入也需要增加。”

陈副总理说道:“粮食价格不能调太高,否则基础工业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。”

方叶点头:“您说的没错，但现在的粮价是否合适，这个需要国家来测算,以稻谷为例，究竟是现在的0.196元合适，还是0.216元合适?是过去价格过低,还是现在过高，需要考虑粮价与工业品价格的对应关系。”

“换句话来说,即便现在粮食价格不能再涨,但也应额外给农民一些政策松绑，比如允许农民进行一部分主要农业生产外的经营，比如自留地产出放宽限制,比如允许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,还比如解绑农村流动率差的问题。”

当下的农民进城也好,买东西也罢可不容易，自从户藉制度实行后，城乡二元化开始了，老百姓办个啥事,都需要开证明信,没有大队部或公社盖章,那是啥事也干不了，如此严密的监控,在边境或沿海地区还有防碟的需要,而在内陆就完全是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了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种方式和秦汉唐时期的里/坊政策如出一辙,秦朝的农民有多惨，每天几点出里/坊，几点收工，都定得死死的,老百姓一辈子就生活在那方圆几十里的小地方,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。

建国初期的时下也差不多，老百姓基本上都在方圆百里之内活动,要出远门，去大城市?也可以，当需要开证明，要有合理的原因才行,否则根本走不了，老百姓私自远行，不说连车票都买不到,一查被公安查到没有证明,那就是遭了，要拘留甚至劳教的。

方叶拿封建时代举了例,而后说道:“人流动起来，市场才会活，不流动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流通率自然增长缓慢,甚至很快饱和,所以我建议,将户藉制度进—步完善，并考虑实行身份证制度,至少在本地区或者本省流动时，不再需要开证明。”

一个人被限制在一地，其消费能力能有多少?市场饱和是很快的,所以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并在1984年出台了《身份证试行条例》，从那以后，老百姓终于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了，而也是自那时起，社会消费一下子就涨了起来。

可时下呢，除了公务或公职出行，普通老百姓远行的情况极少，而且远行的手续非常的繁琐。

比如某农民要到北京走亲戚,他们首先需要找村民组长开条子,而后到村里(大队)开证明,再到乡里（公社部、乡镇公所)开证明,最后还要到县公安局开证明,而后才能出行，这中间少了哪一个环节，人都走不了。

开证明没那么简单的,程序越多，自然—些情况就越多，提酒送礼递烟什么的少不了,无疑中助长了个别不良干部利用职权的问题。

听完方叶的讲述,主席的眉头皱了起来:“地方上这种情况多不多?”“普遍现象。”方叶并没有掩遮的说道:“同安是示范县,没有这些东西,老百姓只要是在本县范围内,都随便走，但其它的县则基本是我说的这种情况,中央要是不信,可以随时派人去调查。”

方叶继续说道:“这种情况现下总体还好,但发展到了后来，特别是七八十年代，一些不良村干部已经蜕变成了恶霸，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力，中饱私囊,贪污腐败,肆意欺压百姓，加上当时法律不健全，上下勾连之下，其在一村一队之地,完全成为了土皇帝。”

总理问道:“没人上告吗?人民代表呢?村民选举委员会呢?信访组织呢?”方叶摇起了头:“上下都是一体的，根本没用，上告的百姓大部分结局都非常惨，有些人从六十年代,告到八十年代，屁用没有,有些甚至告了几十年,到死了也没有迎来一个公平的结论。”

“至于人民代表,这个怎么说呢。”方叶看了看刘主席又看向了主席，而后说道:“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,这句话我个人深表赞同。”

与会的钱雪森几位科学家,完全听傻眼了，他们没想到方叶在领袖们面前,说话竟完全没有一丝顾忌,这种话换在他们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就是书记之间也不会这么说的,但方叶虽然根本没考虑这些。

总理说道:“也就是说村民选举委员会已经废了。”

方叶回道:“没废，但不废似废,村支书或村长在村里关系旁根错节,谁敢不投他的票就整谁,而且还可以暗箱操作，或者选举时许诺给村民一些好处,选完后直接翻脸。”

总理接着问道:“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,后来国家是怎么处理的?”方叶说道:“1980年,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概念，1997年十五大后正式实行，从那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,全国组成了无数的巡回法庭。”

“那些可敬的公职人员，背着国徽，翻山越岭，上山下乡，深入边野，只要百姓有纠纷,无论多边远的地方,他们都会过去现场开庭,为百姓解决纠份，与此同时国家广泛进行普法宣传,几十年如一日,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
“至于选举的问题,这个没有好办法，国家发展水平摆在那里,百姓的认知水平也摆在那里,哪怕是到了未来,大学生遍地了，选举的事依旧没搞好，村里喊去投票,大家就过去投个票,投完之后,该回家回家，该干嘛干嘛,老百姓事实上对这些事情也不怎么关心。”

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?这个总在实行吧?”总理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。

方叶点头:“这是根本制度，自然是在实行的。”“效果如何?”方叶抿着嘴,没有回答，他想了一阵,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下个人看法，说道:“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，发展经济自然排在第一，所以民营企业的代表什么的不少,另外各地方的人民代表，都是地方选举。”

“百姓不参与吗?”总理问。

“不是国家不让参与，是老百姓对这些不感兴趣，事实上在许多地区，比如县人大、区人大、乡人大代表什么的,都是喊老百姓来投票的,不过老百姓赖得去，政府干部嗓子喊哑了也没几个人来,后来就做工作，上门去请，但还是没个人来。”

“最后许多地方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得发毛巾、发香皂、发鸡蛋准备好各种礼品,老百姓见有东西拿,才愿意来投票。不过来了也没啥用,大家在选举票上随便找个人，画个圈、打个勾，拿完奖品,欢欢喜喜的就走了。”

“但没过几年,国家又要求,不许发礼品，认为这是贿选行为,地方干部实在没辙了，只得三请四请好话说尽,请些老头老太来参加选举会。比如我当年在广东工作时,当地的区人大代表提名选举，因为票数凑不齐，最后找到我工作的这家央企背景的公司，将选举票发给我们打勾。”

“....…。”总理、刘主席、主席几人一阵无语。

主席吸着烟说道:“这样一来,不是脱离群众了吗?”方叶双手一摊:“主席,站在政府的角度看，也是没办法啊，老百姓没兴趣，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没关系。不过您说的情况也确实是有的,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出了不少笑话，一些县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干部，发表的观点及认知还不如网络上的百姓。”

“后来,国家便展开了相关的学习，全国干部轮番培训，现在这个问题基本没了,不过老百姓对政治没兴趣这事实在没办法，中国的老百姓就这样,信奉在其位谋其政,不在其位便不关心。”

总理点了点头:“这对官员的素质要求会很高。”

方叶回道:“现在基层公务员考验都要本科起步，许多地方的县级、地级干部都是研究生、博士学历，知识层次和认知自然是没问题的。那边老百姓常说的话就是‘他们玩他们的，我们玩我们的’，没事大家互不干涉就是最好的。”

“......”总理说道:“老百姓为什么要这么说?”方叶耸了耸肩:“有段时间一些不良分子拿着自己代表的身份,向国家乱建议，而其中的一些建议又被采纳了，不少老百姓发了牢骚，后来见啥也改变不了，便不想再搭理。”

“是那个不许烧荒,桔杆在钢铁架子里烧就是环保，直接在田里烧就是违法之类的建议吗?”总理说道。

方叶点了点头:“差不多吧,这类的建议不少，比如新农村改造,本来国家好心好意,提升农村景观,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,但到了地方上,再好的政令，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捞钱政策,老百姓是第一手接触人,那些农村工程,有人乱搞一气，大家都看得到。”

方叶举例道:“举个例，比如农村污水改造工程,国家投资上万亿人民币呐，这可不是小钱，结果呢，在一些地方,那些人上下其手，随便找个地方开挖机来一挖，水管随地一埋，将水泥一糊,然后人就走了，钱他们捞了，但留下一个根本无用的工程,浪费人民的纳税钱呐，老百姓看到了能不气吗?”“还有村里修景观牌，搞景观工程,老实说改造效果是有的,提升了农村的美观环境，但中间虚报造价,乱搞的行为同样—大堆,随便一个水泥牌子几十万,老百姓得存多少年才有的存款啊，就这么给胡搞了。”

“再比如随便报个工程，给道路边修个绿花带，大几千万就没了。村里的健身设施，一个双杆能报价十几万,几个铁架子所谓的健身设施一装,几十、上百万就没了，关键钱花就花了吧,他们能将这里设施安装到远离居民区的田里,胡乱一气，老百姓又不瞎,这些都看在眼里。”

主席将手一挥,显然不想再听这些糟心事:“这些以后再说，继续之前的议题。”

方叶立马打住，就见陈副总理接过话说道:“今年内解决通胀的问题基本是可以的,但轻工业和农业的调整还需要时间，特别是轻工业，两年是需要的。”

刘主席问道:“你们认为三五计划何时开始比较合适?”“建议今年暂停一年，如果今年调整到位，明年再考虑继续实行三五计划。”陈副总理回道。

主席与刘主席讨论了起来,过了好一阵,刘主席才回道:“那就暂停一年,今年将通胀的问题解决，年底若条件合适，就开始制订三五计划。”

陈副总理和总理二人点头答应了下来,这时主席补充道:“国务院关于全国是否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事也要讨论一下,看看何时实行合适,有了结果就报上来。”

“好。”总理答道。

三五计划之所以暂停,主要还是轻重工业及农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，但究其根源还是分配上存在不均的情况,现在国家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调整,如果说得直白些，就是国家通过一段时间内减少重要建设，压缩财政开支,减少百姓开支,增加百姓收入，让百姓口袋里能余些钱。

当然,这其中并不包括军事方面的开支，时下中苏、中美对抗，中国周边面临的环境极其糟糕,而这正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,国防大似天，这句话任何时候都没毛病。